财经365视界：香港巨头的发家往事

10月17日讯：

一、

1977年12月6日，入冬的北京一夜大雾。73岁的邓小平早早起床，准备接见国防工业部的几位负责人。8点30分，三机部负责人吕东，五机部的张珍和六机部的柴树藩准时来到邓小平办公室。他们还未来得及打招呼，邓小平已经站起来迎接，招呼道：大家辛苦了。第三次复出，鬓角已有几缕白发的邓小平此时接见国防工业部的主官，议题只有一个：中国国防工业该怎么搞？

在深入交流，确立军民结合和以民养军的路子之后，邓小平作出指示，一定要把中国的国防建设搞上去。临近结束，意犹未尽的邓小平停顿了会，特意提到船舶工业。他对此时尚未上任的柴树藩叮嘱道：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，中国的船舶要出口，要打进国际市场。听完邓小平“赶船下海”的指示，柴树藩一时无话应对。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浩劫，正是一穷二白的时候，别说打进国际市场，就连造出一艘船都十分费劲。不过邓小平已经想好了对策，他给柴树藩推荐了一个人，名字叫包玉刚。一年之后，在时任外交部顾问廖承志的邀请下，包玉刚以私人名义访问内地，开始与大陆频频接触。1981年7月6日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玉刚父子，亲切地握着手说：“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！”这一年，刚刚63岁的包玉刚持有的船队吨位已经超过了苏联所有船队的总和，“船王”的名号早已经走出香江。而就在同一时间，广州的白天鹅宾馆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，这家酒店的背后投资人是58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。历史的伏笔已经在此埋下。 

二、

包玉刚是位狠人。1918年出生在浙江宁波钟包村的包玉刚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，父亲包兆龙常年在汉口经营一家鞋铺，很少在家。凭借着还算厚实的家底，包玉刚从当地的最好的中兴小学读起，一路顺风顺水。插句题外话，香港商人邵逸夫也是从这所小学毕业的，是包玉刚的学长。

在13岁这年，常常被夸聪慧的包玉刚被父亲送到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。不过，此时的包玉刚压根没想到今后会铁铁地端上这碗饭。1937年，在日本的入侵下，为了避难，19岁的包玉刚跟着学校一路迁到了重庆。眼看着形势危急，包玉刚并没有继续学业，而是辍学跑到中央信托局保险部成为了一名小职员。心灵眼活而且业务能力出众的包玉刚很受重视，不久便从普通职员升到衡阳银行经理，再到重庆银行经理。1945年抗战结束，南京政府委派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接手上海市。

此时的上海鱼龙混杂，内有地痞无赖，外有帝国列强，金融秩序紊乱。钱大钧一上任，第一时间便下令让包玉刚到上海。一到上海，包玉刚便被请到钱大钧办公室。看到风尘仆仆的包玉刚，一直对他赞赏有加的钱大钧稍显忧心地说：“早就听说过你在重庆的本事，真是后生可畏。上海滩是个烂摊子，但所有的事都没有金融这个问题难办，多事之秋，你我共勉吧。”就这样，27岁的包玉刚开始担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，正式走马上任。

不过，上海的摊子比钱大钧说的还要烂。由于战后百废待兴，各项物资奇缺，再加上南京政府国库空虚，只能猛印钞票，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本来就使得通货膨胀，再加上各大权势家族和流氓大亨的搅和，更是混乱不堪。有这么一个段子：去面馆吃面要先付钱，不然等面端上来时，价钱就要翻番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包玉刚手下的银行不仅得缓解金融压力，还得想办法按时给“公务员”们发薪水。一次，银行资金周转不灵，一时没能凑齐钱送到各单位。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很快便冲到包玉刚的办公室，直接拿着枪对准包玉刚的胸口：马上给我们发工资。不过，年纪轻轻的包玉刚并不怵，直接刚道：“你们是拿着提款手令，还是市长批文？”警察把子弹上膛，扬了扬手里的枪：“我奉局长的命令。”“那这样，我打电话征询一下市长的意见，大家都好做。”说完，包玉刚便将电话打给了钱大钧。在电话里，钱市长把警察局长大骂了一通，这才稳住了局面。在上海滩这个漩涡里，包玉刚这才算站住了脚。 

三、

就在包玉刚在上海滩周旋时，霍英东还在底层挣扎。同样排行老三，但与家境殷实的包家不同，霍英东全家只能靠一条小船维持生计，常年在舱板上赤脚的小霍长大之后花了好长时间才习惯穿鞋子。更加不幸的是，在六岁那年，霍英东的父亲因一次海风丧生，不久他的两个哥哥也不幸落海身亡。没了着落的一家人只能靠着亲戚们的接济，搬到了贫民窟，五十多个人挤在二十几平方的小屋里。

不过，霍英东的母亲很开明，即使生活艰辛，也坚持把霍英东送到敦梅小学读书。三年之后，霍英东考入皇仁学院。孙中山、廖仲恺、唐绍仪，还有与霍英东颇多交集的何鸿燊，都曾在此学习。不过好景不长，1941年，霍英东母亲所在的驳船被美军一艘登陆艇撞翻，受伤卧床，18岁的霍英东只好辍学回家，操持生活。为了生计，霍英东干过很多苦力活。他的无名指，在机场搬货时被油桶压断。在当汽车修理工的时候，他每天得忍受日本监工的皮鞭。看到霍英东的窘境，心疼儿子的母亲当了所有首饰，盘下了湾仔市场附近的一个杂货铺，交给霍英东打理。很快，霍英东等到了机会。在日本战败后，许多香港报纸杂志都有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。

但因为是英文，普通人看不懂，霍英东抓住了这个机会。一次，《宪报》通告有40部邮轮机器拍卖，霍英东借了100元投标，过几天，政府通知霍英东中标，要他准备18000元提货。这个时候的霍英东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，只好四处找朋友，表示自己愿意4万元出单。靠着这个机会，霍英东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之后，霍英东更加留意这类拍卖消息，买下一些自己熟悉的小艇、发动机、水泵等物件，稍加修理之后再倒手，很快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资金。 

四、

就在霍英东迈出第一步时，包玉刚已经涌出了离开上海的想法。由于货币贬值太快，精明的上海人很快琢磨出一条生财之道：在银行贷款，换成黄金美元，等过阵子货币贬值，再去银行还钱。

虽然有钱大钧坐镇，但架不住赌徒们的狂热。主管信贷的包玉刚主张坚决抵制这种行为，一下子得罪了不少大佬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一天，有两位穿黑衣的门徒找上了门，声称杜先生请他到府上喝茶。对方什么来路，包玉刚心知肚明，但杜月笙在上海滩手眼通天，更与蒋介石关系深厚，轻易得罪不起，只好假装允诺。

临近晚上，包玉刚谎称阑尾炎发作，去了医院。一番检查之后，医生却查不出什么毛病，包玉刚急中生智，坚持让医生将自己的阑尾切掉。在这番断尾求生下，包玉刚硬是顶住压力，没有给杜月笙空子可钻。

不过，这样一来还是得罪了这位上海滩的江湖大哥。看着险象环生的上海，1949年，31岁的包玉刚辗转来到了香港。来到香江的包玉刚本想重操旧业，进军银行业务，但此时的香港银行早已经被汇丰等外资垄断，找不到一丝缝隙。不过就在此时，宁波的一帮老乡也到了香港，几位朋友一合计，决定开展进出口业务。宁波帮的经商能力向来在各地商帮中首屈一指，包玉刚的贸易公司不久便打响了名号。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在英美操纵下，联合国对大陆实行了禁运。包玉刚的贸易公司抓住这个机会，从欧洲进口铁矿石、轮胎等物资，通过澳门运入大陆，获利颇丰。1955年，已经小有身家的包玉刚看到航运的巨额利润之后，极力劝阻想进军房地产的父亲，转向航运业。

在四处打听下，包玉刚得知英国威廉逊公司有一艘旧船要出手，售价22万英镑。但此时的包玉刚四处借钱之后仍然才筹措到20万英镑，还是不够。不过，这22万的价格是中介公司报出来的，中间肯定有提成。想到这，包玉刚拎着钱，直接来到伦敦，与威廉逊公司面对面商谈。本来威廉逊公司都是把船交给中介公司处理，这是规矩。但包玉刚的诚意和执着打动了他们，最终包玉刚如愿以偿地以20万英镑拿到了他的第一艘船。

这艘已经使用了28年的旧船，被包玉刚取名为“金安号”，踏上了航运的第一步。 

五、

包玉刚的航运刚刚开始，霍英东也做起了海上的生意。在朝鲜战争时期，霍英东同样也在为被封锁的大陆输送物资，靠着输送药品和建材，他也小赚了一笔。不过，霍英东有更大的筹划。在偶然的一次机会中，他听说日本人正在重金收购海人草，用来制作胃药。

于是便组织起80来位渔民，签下“生死状”，买了摩托艇，前往东沙群岛打捞。本来想着搏一把大赚一笔，但海人草生长在深水区，东沙群岛又多有台风，缺乏设备、没有经验的一行人足足干了六个月，才最终返航。但霍英东千辛万苦采回的海人草，回来就遇到了当时在澳门贸易局工作的何鸿燊，在一番“挑拣”之后，加上付给工人们的工资，霍英东并没有赚到多少钱。在多年之后的一次宴会上，霍英东借此事揶揄何鸿燊，对方只能尴尬地回应道，都是为了生活。包玉刚放弃了地产生意，霍英东则是靠着地产生意起家。1955年初春，看着香港人多地狭的大环境，瞅准商机的霍英东成立了立信置业公司。此时的香港房业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屋，但对于香港普通市民来说，短时间内根本掏不出这样一大笔钱，所以很多楼盘经常七八年也售不清，资金压力大的不得了。

看到这种局面，霍英东开创性地使用了“卖楼花”的方式进行销售，向市民推广分期付款的买楼方法，第一期先交上总价的50%作为订金，第二期再交20%，第三期再交10%，等到房屋建好拿到钥匙之后再将尾款补齐。在这一操作下，不仅开发商的资金能够迅速周转，普通人也有能力买得起房屋，迅速受到市场的热捧。很快，立信置业在香港声名大噪，霍英东赚得盆满钵满。

不过，就在他声名鹊起之时，却遭到了同行和港英政府的中伤，朝鲜战争期间为大陆运输物资的消息开始传得沸沸扬扬。看着楼盘销售的生意一落千丈，霍英东只好再次转向实业，做起船务的买卖。在前期资本的加持下，霍英东组建起有容船务公司，采购了大小近百艘船只，并迅速垄断了中国海沙的外销权。此后，有容公司更是收购了美国太平岛船厂，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实业界的头面人物。就在霍英东风生水起之时，曾经的“对头”何鸿燊找上了门。1961年，澳门政府收回了傅老榕家族的赌场经营权，以招标的方式重新发放牌照。

何鸿燊有心入局，却苦于没有资金支持，于是想与霍英东一起合作，拿下这块蛋糕。38岁的霍英东本来不想介入赌场生意，但转念一想，如果赌场利润能够用于澳门建设，既有利可图，也不失为一件美事。两人一拍即合，迅速敲定了细节，开设赌场，然后用赌场利润兴建码头，修建酒店，清理河道。凭借着霍英东出资的300万和借出的200万，何鸿燊最终拿下了澳门赌场的经营权。

霍英东也言出必行，靠着自己在基建方面的优势，带来工程队，清理了澳门的外港码头，并与何鸿燊合资成立了信德船业，不仅办成了葡萄牙人400多年没有办成的事情，澳门经济也由此迈出了重要一步。

多年之后，霍英东说：没有我，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包括何鸿燊。这是霍英东的底气。

 六、

就在霍英东迅速起家的时候，进军航运业的包玉刚也开始突破。此时的香港，多家航运公司已经根深蒂固，在本地船王中就包括香港第一届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。但眼光老辣的包玉刚还是看到了机会。不同于同行普遍采用周期短和周转快的短租模式，另辟蹊径的包玉刚着力推动长租模式。

面对质疑和嘲笑，这位新入局者明白，在很难预测的经济形势下，长租可以大大降低船只需求下降时的风险，而且也能给银行更大的信心保证，容易拿到贷款。靠着这一手操作，包玉刚在一年之后便坐拥了七艘货船，手下的环球集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水上帝国。

包玉刚在起势，霍英东也迎来了新的机会。1964年9月，41岁的霍英东收到了一封来自大陆的请帖，落款人是毛泽东

周恩来，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。此时的局势非常敏感，不少人劝霍英东不要贸然前行，但他还是决定按时赴约。为了避开香港移民局的记录，霍英东花了20多个小时，带着干粮，辗转从澳门到北京。在国庆招待会上，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，后者紧紧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欢迎您来北京。”不过，回港之后的霍英东很快便察觉到港英政府的不满和敌意。1965年，港英政府推出了海军船坞地皮公开招标计划，将一块24英亩的地段拿出来拍卖，以此来活跃颓靡的地产市场。在对市场行情的一片看低下，香港有实力拿下这块地皮的地产商并不想出手，几乎没有人愿冒风险投这样的大项目。

但自信香港房市未来的霍英东决定“逆势而为”，赌一把香港的明天。等到日期截止，霍英东才发现自己竟然是唯一的竞标人。不过就在此时，港英政府宣布收回竞标的通告，这块土地不卖了。被摆了一道的霍英东非常愤怒却无计可施，事实证明，海军船坞现在已经成了香港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之一。此后的霍英东，在接连受挫之后，开始淡出商界。

七、

时间拨回到1980年，包玉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。到北京不久后的他惊讶地发现，诺大的帝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酒店。于是包玉刚通过卢绪章向中央政府提出愿意捐赠1千万美元给国家，在北京建一座现代化酒店，归国家旅游总局管理。不过，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唯一的小要求，希望以自己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。

此时国内正面临着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，许多人断然反对：怎么能接受资本家的捐赠？怎么能在首都建造以资本家命名的酒店？这1千万美元的捐赠，无人敢接。担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的卢绪章给国务院打报告，后递交到邓小平的手里。在一番思索之后，邓小平拍板同意。为了表示对包玉刚的感谢，邓小平亲自给酒店题字，并出席兆龙饭店的开业剪彩仪式。

1982年9月份，中英举行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峰会，包玉刚作为唯一一位民间人士出席，担任正式顾问。心系大陆，又与英国政要关系密切，包玉刚成为这场世纪谈判当仁不让的斡旋人。不久，香港回归谈判陷入僵局，撒切尔夫人希望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控制权，而邓小平态度强硬，说：“如果谈不成，到了日期，我派两个师过去就完了”。双方的僵持，让香港社会十分担忧，经济出现了大幅度波动，承担着“协助双方领导人，商讨香港前途问题”职责的包玉刚，被推到了历史前台。早在撒切尔成为首相之前，包玉刚便在高尔夫球场上与她的丈夫成为了好友。凭借着这层关系，包玉刚当面拜访了撒切尔夫人，后者自然也高兴，并希望包玉刚能够在英国作出投资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包玉刚送给她一份礼物。他用高价在英国采购了一艘轮船，并承诺可以继续合作。对包玉刚来说，这份礼物完全是亏本生意，英国船的性价比并不高。不过，对于国内造船业正深陷危机的撒切尔来说，这份礼物自然是非常用心。看着撒切尔挺欢喜，包玉刚顺势提出了一个小要求，希望她能够亲自出席这艘船以及在上海建造的姊妹船的剪彩仪式，撒切尔夫人也欣然应允。

就这样，在包玉刚的陪同下，撒切尔夫人在上海出席了“世谊”号轮船的剪彩仪式。这不仅给香港社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，中英关系也得以缓和。此后，双方谈判进展顺利，包玉刚也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，在香港回归中留下了一笔。 

八、

1979年春天，56岁的霍英东回到祖籍广东番禺。看着归来的游子，家乡人自然十分热情，马上安排了最好的招待所和套房。不过，看着浴缸出水孔上塞着开水瓶的木塞，卫生间里满满的黄色污垢，和回家途中排队4个多小时的轮渡，霍英东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回香港后不久，霍英东便为家乡修建了中山温泉宾馆，并捐建了一座大桥。两年之后，霍英东又投资修建了广州白天鹅宾馆，这是大陆第一家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五星级酒店。

酒店开业后，看到门口冷冷清清，霍英东找来酒店经理，要求四门大开，欢迎群众。酒店高层们不理解：这样既不利于酒店管理，也降低了酒店的档次。霍英东大手一挥，不容质疑地说道：“就是要让大家都来看看祖国改革开放后的新面貌。白天鹅宾馆，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政治问题。我们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，自己设计、自己建造、自己经营，这是我们的骨气和才气！”1984年1月，邓小平南下广东，走访中山温泉宾馆，登上了罗三妹山。下山路不好走，陪同人员建议原路返回，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了句“不走回头路”。几天后，邓小平又来到白天鹅宾馆，在电梯上邓小平一言不发，陪同的霍英东心里很是忐忑。

当80岁的邓小平登上顶层，俯视珠江全景时，感叹道：“白天鹅，好，比美国的还要好，谢谢你。”邓小平放心了，改革开放这步棋没有走错。不久，中央宣布继续开放14个城市。这一年的10月1日，61岁的霍英东受邀来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礼，眼角含泪，不能自已。 

九、

1991年9月22日，农历中秋节。73岁的包玉刚与二女婿乘兴坐船出海赏月，兴尽而归。第二天凌晨，这位“世界船王”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在他身后，资产已经悉数分给女儿女婿，只有无数的捐款留着他的名字。

在他的葬礼上，香港商界大佬悉数到场，中央高层也送去花圈。其中，邓小平以“生前好友”的身份致以哀悼，赞叹包玉刚“于国有功”。2006年10月28日，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。中央为他举行国葬，董建华、李兆基、何鸿燊等人扶灵，出殡时国旗覆棺，极尽哀荣。

在包玉刚、霍英东落幕之后，香港经济的黄金时代也渐行渐远。现在的香港，想要恢复往日荣光，靠不得李嘉诚，只有霍英东们才行。因为他们不会忘记，自己的根在哪。时间是一把最好的标尺，会记住每位过客的功与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