迟子建：忍住哀痛的无声控诉，才是大痛

《烟火漫卷》是迟子建最新的长篇小说，它聚焦在哈尔滨，这座作家离开故乡大兴安岭后生活了30年的城市。

记者｜ 孙若茜

初到哈尔滨时，迟子建的写作与这座城市少有关联。她形容自己“虽是它的居民，但更像是过客”，始终都在倾情书写心心念念的故乡。直到上世纪末的《伪满洲国》，作为小说历史舞台的主场景之一，她才开始在作品中尝试构建哈尔滨，但它依然没有以强悍的主体风貌在她的作品中独立呈现。

十几二十年过后，在哈尔滨生活得足够久了，迟子建的笔才逐渐伸向这座城，于是有了《黄鸡白酒》《起舞》《白雪乌鸦》《晚安玫瑰》等作品。她说，要对一座城市进行完整的文学表达，只有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，作家发现自己的素材积淀得足够驾驭这个题材起飞的时候，才能比较丰沛地表达对这座城市的感情。对她来说，《烟火漫卷》就是这样的表达，这是她认为的到目前为止和哈尔滨融合度最高的作品。

哈尔滨是一座自开埠起就体现了鲜明包容性的城市，迟子建写的正是生活在其中的人，他们之间的碰撞与融合。无论城里人还是城外人，犹太后裔、战争遗孤、退休狱警、小镇弃尸者、孤独的老人、伤痛的少年等，他们在哈尔滨共同迎来早晨、送别夜晚。他们在寻找，又被寻找——她说，这本书就是一场大大的寻找。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这是生命最大的悲剧。

作家构建了一个叫“榆樱院”的地方，作为小说中各色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相遇、交汇的地点。她在后记中写：这样的院落在现实的哈尔滨道外区不止一处，它们是中华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，历经百年，其貌苍苍，深藏在现代高楼下，看上去破败不堪，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，都有故事。它们不像中央大街黄金地段的各式老建筑，被政府全力保护和利用起来。这种半土半洋的建筑，身处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发生地，与这个区的新闻电影院一样，是引车卖浆者的乐园，夜夜上演地方戏，演绎着平民的悲喜剧。从这些遗留的历史建筑上，能看到它固守传统，又不甘于落伍的鲜明痕迹。这种艺术的挣扎，是城市的挣扎，也是生之挣扎吧。

小说出版后，迟子建接受了本刊的专访，在采访中她谈到自己对于书写一座城市的理解，比如为什么有的小说中会呈现真实的地名，有的却虚化？什么样的人物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灵魂？也谈到她对书写伤痛的态度，书写女性角色时对角色的选择和自我要求等等。

我们寻找别人，别人可能也在寻找我们

——专访作家迟子建

作家迟子建（尹夕远 摄）

//

连一座城的缺点都爱，

你就愿意叫出它的名字

//

三联生活周刊：这本小说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，一块彩绘玻璃上一半是圣母怀抱的耶稣，一半是中国传统的门神。它是不是刚好代表了你所认识的哈尔滨？

迟子建：西方宗教的圣母玛利亚、耶稣与中国民间的门神神荼、郁垒同框，其实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汇。他（她）们都是人类寄予福祉的守护神，只是姿态面貌不同而已，而这样的情节设计是用真实作为依据的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，因为侨民激增，所以各式教堂兴起。

因为西洋画师奇缺，有一些中国民间画师参与了教堂彩绘玻璃的绘制。中国民间画师对基督教、天主教等教义把握有难度，所以一些宗教题材的彩绘玻璃，画好了却没用，流传到民间。我就借用《烟火漫卷》，把它们镶嵌起来。小说中的《圣经》故事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,组合成一块隔断，伫立在榆樱院老宅的厨房，带着历史拼接的痕迹，感受着现实的人间烟火气。

而哈尔滨的历史，恰恰就像这两块拼接到一起的彩绘玻璃。它们与道外区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一样，借鉴西方，又固守传统；渴望着自由，又戴着镣铐；半是舒展半是挣扎，或者说是半梦半醒着，呈现着独有的风貌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小说里面的人物刘光复见到这块彩绘玻璃之后，给出的评价是“基督的血，门神的泪”，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含义？

迟子建：说个小插曲吧，在《烟火漫卷》新书分享会前，李敬泽、阿来、格非和我一起候场，为了试探李敬泽是否翻了这部书，我开玩笑让他讲出书中的一个细节。李敬泽说出的恰恰是：“基督的血，门神的泪”，而他的评价是“有意思”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凡人有血泪，神人也有啊。而哪个神人，不是尘世催生的花朵呢？

三联生活周刊：在这部小说中你用很多笔墨通过建筑、街道，甚至音乐等展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样貌。作家阿来提到过，这种对城市形象真实的描述，对小说的内容、作家的书写都是有要求的。你在写作中有这样的体会吗？

迟子建：单纯地描写城市的建筑或是街道，没有人物的驻足，没有生灵的照拂，再美的风景也是死寂的。比如哈尔滨现存的各式老教堂，小说中的黄娥牵着孩子的手，决心在赴死前，把孩子托付给上帝——这是多么悲凉和绝望的托付啊，而教堂承载了一个母亲的无奈托付后，它们就不仅仅是城市景观了。

还有小说中写到一只雀鹰，小鹞子，它也是榆樱院的一员，如果没有它的栖息，榆樱院的树就少了神韵。再比如小说中写到的哈尔滨群力音乐厅，我让刘建国赶赴一场已在尾声的音乐会，而舞台上的演奏主角是他当年的女友，我让他在散场时抵达，遗憾错过——也必须错过，这座美轮美奂的音乐厅，就有了命运的撕裂感，所以描写它时会像塑造人一样，带着情感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你认为那种将城市虚拟化的书写，比如A区、B市，是在追求某种真实，还是在回避真实？

迟子建：作家有时在小说中呈现真实地名，有时却又虚化，当然都有他们的考量。比如鲁迅也写过虚化的地名：S城、S门等。使用虚化地名我印象中频率最高的是张资平，他的小说连人物名字也用字母替代。当然他笔下那些K、V、W，都不及鲁迅先生同样以字母为人物命名、塑造的那个传世经典人物“阿Q”。

当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爱赋予一座城市、你针砭时弊有所忌惮时，在书写时也许需要A区、B市，无可厚非。可当你深爱一座城，甚至连它的缺点都爱，你就愿意叫出它的名字，不在乎别人怎样看待你对一座城的表达。其实无论北京、上海还是哈尔滨，只要进入小说，必然带有虚构的色彩。所以我笔下的哈尔滨，是现实世界的哈尔滨，更是我文学世界的哈尔滨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你认为在城市题材的写作中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
迟子建：从文学层面来说，每个人对一座城的感受，都会带着各自的体温，所以写出的作品气质也就会不一样。《烟火漫卷》聚焦了一座城市，其中也涉及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当代城乡的变化，当然还钩沉了哈尔滨的历史风云。说起城市题材作品，就像开头我们谈到的，并不是因为你描写了城市的建筑、桥梁、街巷或者生活方式，它就有了神韵；也不是说你写了影剧院、咖啡店、奢侈品店、K歌的地方等外化的东西，它就是城市题材的作品了。

在我的理解中，当一座城的生灵——人与万物，同四季风霜、日月星辰，矛盾着，体贴着，排斥着，共融着，每颗心脏发出与众不同的跳动声，城市才是活的。比如我在小说里写到哈尔滨人爱出去洗澡的习惯，基本没涉及豪华浴场，多把笔触伸向了居民区中，那些热气缭绕的寻常百姓出入的小浴池。

城市题材的书写，不会因为你写了具有城市元素的东西，它就成立了，那充其量只是外观空间，或者符号化的东西。只有小说当中的人与万物，唱和着苏醒和沉睡，有了它们各自的声音和气味，这个城市才有灵魂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对你来说，什么样的人物是更能体现一座城市的灵魂的？在你的笔下，既有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，也有一些外来者，尤其这个故事最为聚焦的“榆樱院”，更是外来者居多。

迟子建：我在《烟火漫卷》中，用大量篇幅写了黄娥这个人物，因为陆路交通飞速发展，水路交通消失——航运不通了，致使她过去的生活消失了，慢节奏的诗意的水上航行戛然而止，导致了她命运的悲剧转折，她才带着孩子，来到哈尔滨住进榆樱院。

我构建的小说中的榆樱院，是哈尔滨道外区的一个衰败的院落，但它在我心里，却是欣欣向荣的，因为这里住的人，从人物意义来说，是有光彩的。除了黄娥住这儿，还有来哈尔滨学唱二人转的年轻人也在这里，他们是寄居者，但你能说他们就不属于哈尔滨吗？我认为他们在融入这个城市的过程中，已经成为了哈尔滨人，他们和哈尔滨发生着千丝万缕的情感上的纠葛，虽然并不拥有哈尔滨的户籍，却是和这座城市休戚相关的人。

除了松花江流经哈尔滨，滋养着一直生活在这儿的于大卫、刘建国这样的人，我刚才提到的异乡人，也是看不见的活水，以一种遥远的方式滋养、丰富着这座城市，比如书里也写到的俄裔和犹太裔人。我觉得书写一座城市，首先要跨越行政和户籍这些概念的藩篱。哈尔滨的包容、接纳的城市特点一直都没变，各个历史时期，来这里开拓并把它认作故乡的人不在少数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你已经有过很多部聚焦哈尔滨的作品，如今再写，还会感觉到和书写故乡大兴安岭的心理差异吗？

迟子建：基本没差别。我写《烟火漫卷》的时候，和哈尔滨完全没有隔阂，进入写作比较从容。几部写哈尔滨的作品，这部应该是融合度最高的。它涉及的历史较多，涵盖面也比较广，有相应的字数铺路，所以写它的时候酣畅淋漓，没有拘谨的感觉。如果是中篇，比如《晚安玫瑰》，可能一些细致的东西无法展开。

迟子建说，《烟火漫卷》是一场大大的寻找（尹夕远 摄）

好的文学状态，是你进入创作之后，感觉自己是自由的骑士，疆域无边，任你驰骋，没有束缚感。其实写当下的东西是非常难的，因为每个读者都是现实的见证人，他们期待作品呈现的侧重点或审美点会千差万别。而写《白雪乌鸦》那样一场哈尔滨百年前的大鼠疫，没有读者是过来人，你做足功课，培养好情绪，把镜头推向从前，聚焦那个特定时代，读者很容易就有带入感。

但《烟火漫卷》不一样，写当代哈尔滨，必须搭建一个好的舞台，人物要在这上面演绎故事。我选择榆樱院作为主舞台，因为在哈尔滨的几个区里面，它是市井生活气息最浓的一个区域，我很喜欢。就像我在小说里写到二人转剧场，内容是真实的，二人转票价一般很便宜，10块20块的就可以进去，有的人蹬着三轮车运完货，穿个凉拖，买点小吃，就一身汗味地进剧场了。我去看二人转时也跟其他观众一样，买上一包瓜子，边嗑瓜子边欣赏演出，这好像已是看二人转约定俗成的习惯。瓜子皮扔了满地，最后清扫工把它扫走。30年前初来哈尔滨，我对它有些隔膜，生活上的水土不服，必然会造成文学上的水土不服，但当你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，掌握了它的肌理，在文学表达上就比较自如了。

//

忍住哀痛的无声控诉，

才是大痛

//

三联生活周刊：刚才提到选择榆樱院是因为它市井生活最浓，我记得在谈小说《黄鸡白酒》的时候，你就说自己写的是世俗的烟火气。这本书名字里的“烟火”，也是同样的解释吗？有没有什么别的含义？

迟子建：书名里的“烟火”包含了多层含义，人间的烟火，天上的烟火，甚至地下的烟火等等。人间烟火，是现实中的榆樱院；天上的晚霞，那是小鹞子的烟火；地下的烟火，在小说中是卢木头的，你想想葬身鹰谷的卢木头，他戴着的那顶帽子，借着生灵的翅膀，借着风力、水力，山重水复的，能够漂流到松花江，抵达哈尔滨，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凄切和湿润的烟火吗？

三联生活周刊：这部小说中的人物，几乎无一例外地忍受着某种伤痛，用日常的眼光来看，其中很多伤痛是剧烈的，足以令人撕心裂肺，但你的人物对此都持有一种冷静和克制，为什么？

迟子建：我们谈到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不同，那么人物的伤痛也要符合城市的特点。比如犹太人谢普莲娜深爱的俄裔工程师，这在上世纪初是有迹可循的人物恋爱关系，他们爱情的悲剧背后，是历史的悲剧；再比如东北作为沦陷区，中日战争的创痛，在刘建国这个日本遗孤身上体现了。也就是说，出现在哈尔滨的伤痛点，要符合历史情境。

我写到人物伤痛的时候通常克制，这可能与我对命运的态度有关吧——遭受痛苦的时候，我的选择就是默默承受。比如18年前我爱人辞世的那个春天，我在家痛哭时，因为怕惊扰邻居，我会去洗手间，把洗脸池的水龙头打开，在哗哗的流水声中哭泣，这样的细节写进了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。

《烟火漫卷》中的人物哪怕痛到极点，都没有歇斯底里，当然如果确属人物需要，我也会让他们狂呼乱喊。但我觉得忍住哀痛的无声的控诉，才是大痛。如果写一个伤痕累累的人，你在他平静的外表下，能让读者看得见人物内心的伤痕，我觉得这才是了不起的。而即便伤痛的人，也不会每时每刻绷着伤痛这根弦，生活自有一股强大的惯性，一股强大的烟火气，裹挟着你走下去——活着。

//

日常远远比热点更有可信度

//

三联生活周刊：小说中的几个女性角色都让人印象很深，比如黄娥、刘骄华等等，但你的小说好像从来不会格外强调“女性”？能不能谈谈你对选择和书写女性角色的自我要求？

迟子建：我在小说里塑造过很多女性。性别意义上的人，通常是指男性和女性，所以写到女性难免要有男性，写到男性也难免要有女性，小说很难回避“女”字。但是我从没有在作品中刻意地在“女”字上做文章，而只把“她”作为小说当中的人物，她应该这样，或是应该那样。女性风格迥异，就连哭声和笑声，都是那么的不同。

比如《烟火漫卷》中的黄娥，城市是不可能诞生这样的人物的，当她在水路上驾驶小汽艇送男客的时候，立刻进入另一番情境，河边的树丛、河面的水鸟，以及那潺潺流水，像是她的自然同谋，勾引她出轨。别人觉得那是丑事，但她说是美事，这样的情节放在男性身上就不合适，因为女性在自然的天性上，更接近这样的人。黄娥是天然追求自由的人。黄娥的自然状态，是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双重的自然，当然是美好的。但是一个都市女性如果能够做到精神上的自然状态，已经挺好的了。

还有刘骄华，她在发现丈夫出轨后，很想出轨一次，报复丈夫，可她却找不到能和她出轨的人，这就是她遭遇的“痛点”。因为刘骄华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，她是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、好狱警。但所有的好，都没换来晚年她回归家庭后的“好”，她崩溃自弃，陷入绝望。

我写过很多老年女性，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逝川》《晚安玫瑰》都写到老年女性，包括这本书里于大卫的母亲谢普莲娜，她们身上都有一种高贵。这可能和我的童年经历有关，我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，她身上就有那种骨子里的高贵，这不是城市人或者有某种血统就能有的，天生的善良和大爱，让她显得高贵有尊严。

谢普莲娜这个犹太女人也是高贵的，刘建国弄丢了她的孙子，她从没责备过一次。

我也不会刻意为了一个女性热点话题，比如“Me Too”运动之类的去生造一个角色。我想“她们”能和我的小说组成一个生活的链条，她在这个链条里该是什么角色，就是什么角色。无论男性还是女性，人物应该符合小说的气场，有她该有的状态才是好的。在这点上日常远远比热点更有可信度。如果单独把“女性”拎出来，首先就把人物标签化了，这反倒成了问题。把“她们”放大以后以强光聚焦，摈弃自然状态，人物反而不真实了。而刻意强调“女”字，是为了求得哀怜，求得同情，求得赏识，还是求得什么？如果真有所求，那与女性追求的尊严和独立，又背道而驰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这本书借人物刘建国的经历写了一场“寻找”，我们可以说“寻找”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吗？你想通过“寻找”表达什么？

迟子建：这本书是一场大大的寻找。我们去找别人，别人可能也在找我们。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这是生命最大的悲剧。就像刘建国几十年在找被他弄丢的朋友的孩子，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真相，他一直活在谜团中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有多少人值得寻找，又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而我们更应该想的是：我是谁？谁是我？

（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20年46期）